“我看着。”李丰田仿佛很愉快地咧嘴，哼了一声，像某种食肉动物翻身打响鼻，他总是这样，这动作像讥笑人似的，我耷拉着连头发都显得懦弱的脑袋，很不情愿，他这次竟掏出两张红票子。“一张给你，一张给我买烟，剩下的也是你的。”
现在出现了一个概念，即是在九十年代末的哈松，若一个家庭条件实在一般的女大学生想要到了月底在这所学校也能在食堂吃上点肉菜，想要不拖欠材料费等等，每月拿到一百五十元就能体体面面地过大学生活，若能拿到二百就相当宽裕了。说不定周末还能和室友出去逛逛大街，坐一趟跨江小船，拍拍艺术照什么的。而这两周里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当着李丰田的跑腿，我攒下了不少这些一开始我认为万万不能沾边的不义之财，除了房钱之外，买烟买酒买零嘴，每次只要有剩下的钱就几乎都进了我的口袋，捏着有点锈迹的粉色纸钞，他默许，我一言不发，我当然也明白免费午餐的道理。有时放学走出大门，也能看到学校里几个学生钻入门口的轿车里，车玻璃倒映出女同学喜笑颜开的鹅蛋脸和对方脖颈子上的横肉，她们被单开一间房养在外头，一般星期五出去，星期一早上能在教室里见到她们，表情都不是太清晰。
在学校给家里打电话，聊的无非是报喜不报忧一类的废话，末了妈妈沉默，说大幅裁员老工人名单里有爸爸一个，买断工龄家里能拿到点补贴，后面说得就越来越模糊了，但我们都知道他光荣老师傅的日子早已过去，家里之前不能，现在更不能帮到我一分一毫了。有事找你姐姐帮你，她说。姐姐上次来学校看我，带着点心和颧骨上堆叠的黄绿色，说姐夫做生意亏本之后每天在家用酒泡着自己，我不住宿舍，就找了个空教室，抱着她刚生的小孩，两个半人一起大哭一场。
我对着听筒说好，别担心我。
我深知当然不能寄攒钱希望于一个旅店里的潜在嫌疑犯，又很不道德地在午夜难眠的时候安慰自己：我这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消耗着赃款赃物呢，等他走后报警就是了。一星期之后，我很不齿地为自己添了新的暖水袋，钢笔，和羽绒服，逐渐没人再对道外的杀人新闻风声鹤唳，但这些物件实实在在地让我在大学里呆得没那么难受了。
等我买完烟回去的时候，李丰田已经在吧台后的弹簧床上自己找了个位置，后背贴着暖气片和我用旧毛衣垒的枕头，舒舒服服地揣着手卧着了，完全不像第一天晚上见到他的那副警惕紧绷的样儿。真把我当跑腿小弟了，我在心里暗骂，把烟丢在他身上，坐回桌子边上写作业，他很满意地点点头，眼睛都懒得睁，我背对着他，听见撕开软包烟塑料开口的声音。
在很小的时候我跟着姐姐来过一次哈松，彼时大年三十刚刚过完，比起我们住的小县城，哈松简直热闹非凡，沿着江桥可以一直从道外走去道里，视野出现防洪纪念塔和泊在岸边锁住的过江龙船，也能看到冰面抽陀螺的老头们，还有借着滑冰将身体贴得紧紧的男男女女，说实话除了鼻头之外根本接触不到彼此，大家穿得像一个个轮胎，在寒风中呼哧带喘地交换体温，姐姐那时候已经是高中生，看了之后就笑，也拉着我去滑冰。
从中午一直滑到天黑，我才脱了鞋去尿尿，再回来腿根已经软得像面条，赶快将那双臭烘烘的冰刀还了回去，筋疲力尽，线衣线裤浸湿毛衣毛裤，心想死也不要再滑。捏着那几块钱押金环顾四周，夕阳已经无影无踪，我到处都找不到姐姐的身影，才意识到当下饿得简直要死在冰面上。
我边在冰面上打着滑，边离开了冰场用布袋和绳子圈住的中心圆，昏黄的煤油灯只将冰刀棚子左侧的油毡布照得模糊不清，暗中有什么团成一团，瑟瑟低语，乍一看还以为是风吹导致的，我记不清自己是怎样手脚并用地出溜着过去，气恼地大喊大叫，又上嘴去咬，用脚去踢，让某个穿着黑色短夹克的小青年放开我姐姐，否则我就要叫警察抓流氓了。小青年跑得极快，等他的背影一溜烟消失在江堤尽头，姐姐才背靠着棚布，逐渐滑坐在冰面上，我气得眼泪直流，她则垂着头，整个羽绒服的拉链被扒开，毛衣扣子掉落一颗，脸蛋被牙齿和寒风蹂躏呈深粉色，沾着水渍，几乎皴了。
很久之后，我甚至不能太确定那段记忆是否被自己的大脑所篡改，因为当时实在太晚，晚到冰面上的煤油灯也熄灭，要不是远远传来敲梆子和放挂鞭的声音，简直丝毫感觉不出还在年里。因为我在抽泣着试图把姐姐捞起来，结果被惯性也带得瘫坐在冰面上时，收到姐姐投过来的一记仿佛是带着怨怼的注视，我登时感觉滑冰给身体留下的余温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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